战国时期（公元前475年—公元前221年）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代，传统的分封制逐渐瓦解，中央集权制度萌芽，社会阶层与职业结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流动性。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格局。
一、社会阶层的重构
战国社会阶层主要由贵族阶层、士人阶层、平民阶层和奴隶阶层构成。传统贵族势力在兼并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，如晋国被韩、赵、家瓜分（公元前403年），齐国田氏代齐（公元前386年）。与此同时，军功爵制的推行（如商鞅变法中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）催生了新兴军功地主阶层。据《商君书·境内》记载，秦国将爵位分为二十等，斩敌首一级可获爵位一级、田宅一处，彻底改变了“世卿世禄”的旧秩序。
表1：战国主要社会阶层权力与占比（公元前4世纪）
阶层政治权力经济基础人口占比
诸侯王最高决策权封地税收、矿产<0.1%
卿大夫地方行政权采邑经济0.5%-1%
士人参政议政权俸禄、田产3%-5%
平民有限权利自耕农、手工业85%-90%
奴隶无权利人身依附5%-8%
二、职业结构的专业化演进
农业生产仍是经济支柱，铁器普及率显著提升。考古发现显示，战国中晚期铁农具占比达60%以上（如河南辉县出土的V形犁铧）。手工业呈现官府与私营并存的格局：官营作坊如齐国“三服官”（织造）、秦国“工师”（兵器制造），私营手工业者则活跃于冶铁（宛之铁）、制陶（宜兴陶）等领域。
表2：战国主要手工业类型及代表地
行业技术特征中心产地规模
青铜铸造失蜡法、镶嵌术随州、洛阳官府作坊为主
铁器制造块炼渗碳钢邯郸、宛城私营冶坊300+
漆器工艺夹纻胎、彩绘长沙、成都作坊50人以上
纺织业提花机、染色术临淄、襄邑“织室”工匠数百
商业贸易空前繁荣，金属货币广泛流通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，邯郸、陶（今山东定陶）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，临淄“市租千金”。专业商人群体形成，如经营丹砂的巴寡妇清、贩运皮革的乌氏倮。城市人口激增，齐都临淄“车载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”（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），常住人口逾30万。
三、士人阶层的崛起与分化
士人作为新兴知识阶层，分化出不同职业方向：文士（如孟子、荀子）游说诸侯推行主张；武士（如聂政、荆轲）以武艺效力权贵；方士（邹衍）探索天文地理；技术士（公输班）专攻器械制造。各国争相养士，齐稷下学宫鼎盛时“数百千人”，魏信陵君、楚春申君门客均超三千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智库体系。
四、社会流动的历史性突破
两大制度变革推动了阶层流动：一是土地私有化，鲁国“初税亩”（公元前594年）、秦国“废井田”（公元前350年）使平民可通过垦荒获得土地所有权；二是官僚选拔制，魏国李悝“食有劳而禄有功”、秦国“客卿制”使布衣可跻身卿相，如范雎、蔡泽皆由寒门至相位。这种流动性在《睡虎地秦简》中得到印证：普通士卒“黑夫”通过军功晋升为爵位持有者。
表3：战国典型城市职业结构（以临淄为例）
职业大类细分职业从业规模社会地位
官吏令尹、司市、工师约2000人上层
手工业铁匠、陶工、织工3万+平民
商业坐贾、行商、高利贷者1.5万+平民至豪富
服务业医者、庖厨、倡优8000+平民至贱籍
五、底层社会的生存图景
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承担着沉重赋役。魏国“一夫挟五口，治田百亩”的记载反映了小农经济模式，但实际“五口之家”需纳“什一之税”外加“刀布之敛”。更底层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（如秦赵长平之战后坑赵卒）和债务奴隶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了奴隶买卖契约：“以三百钱买隶妾一人”。特殊群体如（抵押劳力的贫民）被法律禁止立户（《魏户律》），反映了严苛的等级制度。
战国职业结构变革催生了早期行业协会，《考工记》记载“百工”已有专业分工；军事领域出现专业军官（“尉”、“司马”）和常备军制度；教育领域私学兴起（孔子弟子三千），职业教师群体形成。这种多元化职业结构，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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